商品经济：阶层固化的润滑剂——明末“士农工商”的松解
大明疆域全图
明朝初年明太祖文章基于政治上的考虑，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打击苏州松江杭州一带的富翁，并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采取严厉的手段将传统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推行政策推行到全国各个地区。这使得我国自宋元时代逐步兴起的商品经济受到了很大的挫折。连素称繁华的苏州，也因此“邑里萧然，生计鲜薄”。
大明苏州
然而，虽然统治者一直用政治的手段强行抑制商品经济的活跃与发展，但是随着明朝初期对农业经济的整顿，元末以来遭受战乱的社会生产日趋恢复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工商业的发展，商品经济的繁荣铺平了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明朝初年的统治者在保护农业经济的时候，自觉不自觉地也实行了一些有利于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。例如，明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前代长期实行的“工奴制”，解放了一大批没有工作自由的手工业者让他们“自由”。不但如此，朝廷有些时候还会降低商业税率，以减轻下层手工业者的负担。《明史·食货志》记载当时“三十税一，过者以违令论。”
明成祖朱棣
另外，随着京杭大运河重新贯通南北，更是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和发展。到了明代中叶，政府对于自建国之初就坚持严厉贯彻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的实行与管控已经有所松动。在颇为富庶的江南地区，工商业势力重新活跃起来，被打压近百年的商品经济趁着这个势头迅猛发展，特别是苏州、杭州及松江一带的“织户”相继崛起，争相发展。一时间“比户皆织作，转贸四方”。手工业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，手工业从业者日益增多，内部分工日益趋向精细化。为了提高生产率和生产质量，有一定经济实力的“织户”开始雇佣专业的手工劳动者，标志着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就此产生。
明末城市景象
手工业品的生产专业化，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增强了产品，对于市场的依附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大大提高。随着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，与手工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农业生产，也逐渐卷入了商品化的漩涡。尤其是在“隆庆开关”之后，随着海禁政策的解除海外贸易不断取得巨大发展，促使白银大量内流，进一步促使更加商品交换的频繁。
明市井作坊
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，极大地促进了城市与乡镇的分离。商品货物的集散中心逐渐发展为人口聚集的大城市，比较典型的如杭州，苏州，广州，武汉，芜湖等。城市的繁荣与兴旺使得在隋唐时期就已经产生的市民阶层，迅速扩大，成分日益复杂包括往来于各个城市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商人、进行手工业生产的工厂主和专业劳动者。也包括在城市人寻求生计的自由职业者、从事各种娱乐职业的艺人、妓女和一般的文人士子等。根据史料记载，明中后期，仅仅苏州地区，从事纺织业的手工业者就达到近万人；而江西景德镇治下十万人口，从事制陶手工业的就有三万余人。
明朝手工业分布图
在这些各行各业的市民当中，商人经济实力最为雄厚，他们生活奢靡，挥金如土。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和羡慕。当时“富吴中”的大商人张冲“每有一件衣服制成，市民们就会立即模仿其衣服款式争相裁作。”从这一点，我们便可以看出商人在当时市民阶层中的影响力之大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旺，传统意义上士、农、工、商的严格界限已经渐渐被打破。物质上极度富足的商人们，为了显示自己的精神品位逐渐开始附庸风雅，“与贤士大夫倾盖交欢”。而一些文人、士大夫为了让商人们印发出售自己的文稿，或者获得他们在政治上的经济支持，也逐渐改变以前对商人那种不屑一顾的态度，开始走出书斋，留恋繁华的城市，出入市井乐意与名商巨贾，能工巧匠，才艺卓绝的妓女交游。诗词歌赋的唱和，也不再单是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雅趣，而成为了城市各阶层之间的普遍风气，越来越具有一种平民化，世俗化的特征。
衣冠明人
特别是在明朝统治中国的最后七八十年里，一些思想开放，向往城市繁华的文人甚至放弃步入仕途的机会自觉进入商人圈。其中有不少人本身就出生于商人家庭，比如对当时文坛有很大影响的李梦阳、等，他们的嘱咐父亲都曾经商。这一现象在商业发展迅猛的江浙一带尤为突出，比如高濂、唐寅（字伯虎）张凤翼、汪道昆、沈明臣、顾宪成、陈束等一大批文人士大夫都出生于商人世家。一些乡绅、地主、高官弃儒经商，直接涌入市场，以贸易发家获利甚至暴富也屡见不鲜。写作“二拍”的著名小说凌蒙初就是当时印刷业的佼佼者。
唐伯虎
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城市的繁荣使得士、农.工、商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严重固化的四大阶层开始松动，原本社会地位低下的商人成为时代的宠儿。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体现，也是中国古代人民在思想上突破专治思想统治的一个体现。
然而，清王朝入关以后，为了巩固政治上的大一统，不仅重新加固了明朝中后期已经松动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，而且变本加厉！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脆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几乎遭到了致命的打击，刚刚有些活跃性的思想，又变得死气沉沉。
大清疆域全图
参考《寓圃杂记》《明史·食货志》《吴邑志·土产》《张季翁传》《大明苏州》《怀星堂全集》《文征明集》《列朝诗集小传》